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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李俊鋒：可再生能源應成我國能源發展戰略重點 |
| （時間:2020-1-8 10:00:08） |
現在能源“十四五”規劃正在緊鑼密鼓地制定之中，面向2035年現代化國家初步建成和2050年建成美麗的現代化強國的能源發展戰略研究也在進行中，我國歷史上關于能源發展規劃與發展戰略的研究已經進行了多次，其經驗和教訓值得汲取。到目前為止，我國先后進行了13次5年國民經濟發展規劃（計劃）綱要的編寫，都包含了能源的內容，自“六五”開始有了專門的能源規劃（計劃），先后編制了8次國家能源規劃（計劃），進行了四次規模較大的能源戰略研究。
四次大規模能源發展戰略研究
引領我國能源發展
第一次能源發展戰略研究，是上世紀80年代依據鄧小平同志提出2000年GDP翻兩番和下世紀中葉全面實現現代化的兩大戰略目標作出的，針對當時國家能源供應全面吃緊的情況，能源工作者提出2000年之前的能源發展戰略是“一翻保兩番”，即能源消費總量與1980年相比較翻一番，保障GDP翻兩番的能源需要。到2050年人均3噸煤當量，能源消費總量控制在50億噸（當時估計中國人口在16億左右），人均1個千瓦的發電裝機，支持國家的全面現代化。
第二次能源發展戰略研究是在2000年實現了能源“一翻保兩翻”的戰略目標基礎上作出的。當時國家經濟發展的目標是到2020年國民經濟總量與2000年相比再翻兩番，2050年實現現代化的目標不變，依據2000年能源消費總量14億噸煤當量，提出了2020年能源消費總量控制在30億噸以內，發電裝機不少于9.6億千瓦，2050年的目標與第一次戰略研究目標保持不變。
第三次能源發展戰略研究是2007年作出的，其背景是2003年以后中國經濟和能源都出現了超常規發展，尤其是能源的超常規發展，使得2005年能源消費總量就超過了25億噸。面對能源供應全面緊張的局面，黨中央、國務院做出了成立國家能源委員會和國家能源局的決定，部署了新一輪的能源發展戰略研究，提出了2020年能源消費總量控制在55億噸，2030年控制在75億噸煤當量的目標。
第四次能源發展戰略研究的背景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，根據我國大氣污染日趨嚴重的局面和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達峰的國際承諾，在2014年提出了能源革命的要求，逐步減少對煤炭的依賴，實現能源的清潔低碳發展，為此國家做出了《能源生產和消費革命行動方案（2030）》，提出了2020年能源消費總量控制52億噸煤當量、煤炭占比控制在60%以下、天然氣占比不少于10%、非化石能源占比提高至15%，2030年能源消費總量控制在60億噸煤當量、煤炭占比控制在50%以下，非化石能源占比不少于20%。
從這幾次戰略研究的目標與實際執行情況來看，第一次研究目標與實際情況基本一致，2000年GDP總量比1980年翻了兩番，而能源消費總量僅從1980年的約6億噸煤當量增加為2000年的14億噸煤當量，基本上實現了“一翻保兩番”的戰略目標。第二次戰略研究的目標與實際執行結果誤差極大， 2010年能源消費總量達到了35億噸煤當量，發電裝機超過10億千瓦。
第三次戰略研究目標也與實際執行情況有較大偏差，其原因是矯枉過正，高估了能源的消費量，現在來看2020年能源消費總量可以控制在50億噸煤當量以內。
戰略研究與執行效果出現誤差
但在預測估計的誤差范圍之內
這幾次戰略研究與實際執行產生誤差原因，不是能源研究出了問題。1980年至2000年期間，是我國改革開放起步的階段，國家百廢待興，能源供應能力實在不足， “開發與節約并重，節約優先”得到了堅決貫徹。能源消費總量雖然突破了原來的預期，但是在預測估計的誤差范圍之內。
2000年對2020年和2050年能源發展目標的預判，邏輯上是正確的。既然我們在1980-2000年期間實現了能源的“一翻保兩番”，2000-2020年期間與1980-2000年期間相比，我國經濟發展的質量、規模和技術水平都有了很大提高，且提出了構建“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”社會的基本國策，完全有能力實現“一翻保兩番”。
但是這一國策沒有得到有效落實，尤其是用相對指標作為約束性指標，沒有遏制住能源消費總量的過快增長。 包括“十一五”開始實施能源強度作為約束性指標進行管理，導致了相對目標全部實現，總量目標嚴重突破的現象發生。能源界，尤其是節能領域的專家和管理者，津津樂道的是，2010年GDP的能源強度比2005年下降了19.1%，中國實現的節能量占據全球的半壁江山。
但是，按照另外一種算法，即照常情景分析法（BAU法），也就是1980-2000年中已經實現的能源效率進步的速率水平計算，2010年我們比預計多用了8億噸煤當量的能源，2020的能源消費總量按50億噸煤當量計算，就會多消耗了20億噸煤當量，20年間多用了150億噸煤當量的能源。
從2014年能源發展戰略目標和實施情況來看，能源轉型取得了明顯效果，能源消費總量快速增長的勢頭得到有效遏制，能源消費增速下降到1.6%，僅為2000-2013年平均增速8.5%的18%。煤炭消費總量連續三年持續下降，天然氣、非化石能源高速增長，不僅煤炭占比和煤電占比都大幅度下降，煤炭消費總量和燃煤發電量也開始有了實質性的下降。
但2017年下半年在“穩增長”的要求下，恢復了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發展模式，能源消費，特別是煤炭消費又出現了快速增長的勢頭。甚至有人把經濟下行的壓力歸結為嚴厲的環保措施和能源轉型。出現了批評所謂的“環保一刀切”，能源轉型影響GDP增長的聲音。控制煤炭消費的力度下降，導致2017年煤炭消費比2016年有所反彈，當年煤電增加了2000億千瓦時，2018年煤炭比2017年又增長了1.5億噸，煤電凈增4000億千瓦時，增幅超過了風電30年累計增加的發電量。
即便如此，2018年煤炭占比仍然下降到60%以下，天然氣占比提高到7%以上，非化石能源占比提高到14.3%，特別是風電、光伏發電和生物質發電裝機超過了4億千瓦，其發電量在總發電量中的占比提高到9%左右，煤電占比由高峰期的75%下降到65%。如果2017-2020年繼續維持2014-2017上半年的趨勢，估計2020年底，能源消費總量會控制在45億噸煤當量以下，能源消費總量可以減少5億噸，煤炭占比將下降至55%左右。
面向未來的能源戰略
要著眼于技術進步和發展大勢
現在我們再考慮2030、2035年和2050年的能源發展戰略目標，其方向已經非常明確。我國明確提出構建清潔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體系的戰略要求，問題在于如何實現。面對這一形勢，社會的各種觀點紛呈亮相：“富煤貧油少氣”“煤炭是國家能源的命脈”“十四五煤炭裝機新增不能少于3億千瓦（以后改成2億千瓦）”，“天然氣發展不符合中國國情”“可再生能源發展是國家能源安全的隱患”等。
提出這些觀點都有一定的客觀因素基礎，但是面向未來的能源發展戰略不能僅僅著眼于客觀因素，還要著眼于技術進步、著眼于發展潮流和發展大勢。美國頁巖氣等非常規天然氣的成本遠遠低于煤炭，在過去的十多年間，美國的燃煤發電接近一半被天然氣發電取代，IEA也估計5年之內，可再生能源的發電成本已經僅相當于燃煤發電的燃料成本。非化石能源取代化石能源既是大勢所趨，也是時代進步的要求。這一點必須體現在現在的能源發展戰略之中。
另外，發展戰略的實施必須改革現有政策。最近幾年，一些政策扭曲了市場。比如片面的要求降電價，導致1/3的煤電企業虧損，2/3的省級電網虧損，同時由于政府拖欠企業補貼，導致幾乎所有非水的可再生能源發電企業賬面上盈利，實際現金流為負數。換言之，約60%以上的發電電源處于“實際虧損”的狀態。
尤其是對可再生能源發展問題的爭論已經毫無意義，全球都把發展可再生能源作為重要的戰略方向，在我國卻“為1分錢難死英雄好漢”。近期可再生能源執法評估發現的最大問題是補貼不到位，導致4億千瓦的非水可再生能源發電企業“入不敷出”。解決問題的方法十分簡單，就是把可再生能源附加提高1分錢，每年增收700億元即可解決問題。但是難以落實，原因在于降電價！其實可再生能源附加增加1分錢，相當于整個電價水平提高了1/60，在整個GDP中占比0.7%。700億元換一個20年后的能源獨立難道不值嗎？
總之，能源戰略研究，沿用傳統的思維定勢，改變不了我國“富煤貧油少氣”的實際，即使不惜一切代價，國內石油生產也不可能有實質性的改變，關鍵是如何做好可再生能源發展這篇大文章。10年內我國的石油產量不可能增加3億噸，但在10年內，每年新增2000億千瓦時的非化石能源發電量是沒有太大困難的。到2030年，屆時中國將有近4萬億千瓦時的非化石能源發電量，相當于12億噸煤當量的能源，相當于8億噸油當量的石油和天然氣，同時這些能源是無污染、低碳的。這些應該成為我國能源發展戰略重點，必須引起足夠的重視。
（作者為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學術委員會主任。本文僅代表個人觀點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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